日期：2025-07-26 11:38:40
“是你们吗？”
移民澳洲二十二年的女儿与父母疏于联络，
此次回国旅行，竟在一家餐厅与他们意外重逢。
眼前的父母衣着神态都透着说不出的体面，
与记忆中模糊的样子重叠又割裂，让她瞬间愣在原地。
二十二年里，她对父母的印象停留在电话里的叹息
—— 隐约的病痛、拮据的生活、对远方的牵挂。
而此刻的相遇，彻底推翻了她二十二年的认知......
01
时间要回溯到二十二年前的那个春天。2001年的3月，我刚刚拿到澳大利亚移民签证，淡蓝色的纸张上印着烫金的国徽，摸起来还有些粗糙的质感。
当我怀着激动不已的心情冲回家中，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三圈，门"咔嗒"一声开了，想要与父母分享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时，等待我的却是客厅里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玉娜，你真的决定要离开我们了吗？”
妈妈瘫坐在老式的碎花布艺沙发上，手里还攥着没织完的毛线，红肿的眼圈像熟透的桃子，诉说着她内心的不舍。
“妈妈，这可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啊！”
我把签证拍在茶几上，玻璃杯里的菊花茶都晃出了水花，
“澳洲的生活环境多么优越，空气清新得能闻到草香，社会福利完善，将来我在那边站稳脚跟了，
还可以把您二老接过去享清福呢！”
当时二十七岁的我，刚在国企评上优秀员工，正处在人生最意气风发的年纪，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无限憧憬。爸爸默默地点燃一根红塔山，火柴划亮的瞬间照亮他眼角的皱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圈在他头顶盘旋许久，半晌才缓缓开口：
“玉娜，你走了以后，我们两个老人家该怎么办呢？”“爸，您和妈妈现在才五十出头，”
我拉过爸爸的手，他掌心的老茧硌得我指尖发麻，
“正是身强力壮的年纪，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再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通讯这么便利，咱们可以经常打国际长途，我还能给你们发电子邮件呢！”我完全没有察觉到父母眼中流露出的那种深深的不舍和隐隐的担忧，只是沉浸在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的兴奋和期待中。
茶几上的茉莉花蔫了几片花瓣，像妈妈垂下来的嘴角。“玉娜，”妈妈突然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膝盖发出"咔"的一声轻响，缓缓走到我面前，用颤抖的手轻抚着我的脸颊，她的指尖还沾着毛线的绒毛，
“妈妈求求你了，别走行吗？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妈！”我有些不耐烦地推开她的手，
“您能不能别这样固执古板？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抱着这么守旧的观念。我的大学同学们都羡慕我能有机会出国发展呢！”“可是，孩子......”“没有可是！”我粗暴地打断了妈妈想要继续说下去的话，抓起茶几上的签证就往卧室走，
“这件事我已经深思熟虑，决定就是决定，下个月我就要出发了。”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
卧室窗外的玉兰花落了一地，月光透过纱窗照在地板上，像铺了层霜。
隔壁父母房间里传来的窃窃私语声和压抑的哭泣声，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都怪你平时对她太严格了，现在孩子长大了就想着要逃离咱们这个家。”
妈妈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哽咽，还有布料摩擦的窸窣声。“我哪里严格了？”爸爸的声音也带着不易察觉的哭腔，
“我所做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她好，希望她能够有出息，有前途？小时候送她学英语，请家教，哪样不是倾尽全力？”我蒙着被子，心中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但年少轻狂的我固执地认为，父母是无法理解我的远大抱负和人生追求的。
他们只是想要自私地把我永远拴在身边，不让我去追求更广阔的天地和更美好的未来。02
在即将出国的那个月里，家中的氛围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饭桌上很少有欢声笑语，只有碗筷碰撞的单调声响。妈妈每天都会不厌其烦地询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像是要把未来几十年的关心都提前说完：“玉娜，你到了澳洲那边准备住在什么地方？”她一边给我夹排骨，一边盯着我碗里的米饭。“妈妈，我已经通过中介找好了合适的住所，是个带阳台的公寓，房东是中国人。”“那边的人都好相处吗？你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万一遇到什么困难怎么办？”她的筷子悬在半空，迟迟没有落下。“澳洲人都很友善热情，妈妈您不用担心。中介说会帮我熟悉环境。”“要是你在那边生病了该怎么办？人生地不熟的......”“妈妈，您就别瞎操心了，”我扒拉着米饭，“澳洲的医疗体系比咱们这里完善多了，我还买了医疗保险呢。”每次回答完妈妈的这些问题，我都能清晰地看到她眼中闪过的那种深深的失落和无助，像被雨水打湿的蝴蝶。
但那时的我认为，这是她们必须经历和适应的过程，总不能因为她们的不舍就放弃自己的人生梦想。爸爸则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有时我正在上班，他的电话就打来了，事无巨细地询问各种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玉娜，你在澳洲的银行账户都办理好了吗？”他的声音里总有电流的杂音。“已经办好了，爸爸，是澳新银行的，手续费挺低的。”“护照和签证一定要妥善保管，千万别弄丢了。”“我知道的，爸爸，我把它们放在贴身的包里了。”“到了那边以后，第一时间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好的，您放心吧。”出发前夜，妈妈亲自为我收拾行李。
她把我的衣服一件件叠得方方正正，领口都捋得笔直。
我看着她佝偻的背影，突然发现她的头发白了不少，像落了层雪。她小心翼翼地把我从儿时到现在的所有照片都装进了一个精致的小木盒里，那是她陪嫁的首饰盒，上面的红漆都掉了几块。“妈妈，我带这些东西做什么？”我不解地问道，“占地方不说，也没什么用。”“留着想家的时候看看。”妈妈轻声细语地说道，指尖拂过我十岁生日时的照片。“我才不会想家呢，”我当时说得那么理所当然，那么不以为然，“我这是去开始全新的精彩生活。”妈妈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继续默默地整理着行李。
我注意到她把我最钟爱的那条羊毛围巾也放了进去，那是我上大学时她熬夜织的，深蓝色的，带着麻花花纹。“妈妈，这条围巾太旧了，我不要了。”“这是妈妈亲手为你织的，带着吧，”她把围巾叠成整齐的方块，“澳洲的冬天也很冷，听说早晚温差大。”我显得有些不耐烦：“妈妈，那边什么东西买不到？您别总是这么婆婆妈妈的，我已经不是三岁小孩了。”妈妈的手明显停顿了一下，指尖在围巾上捏出几道褶子，然后用近乎呢喃的声音说道：
“在妈妈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小宝贝。”那一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隔壁房间传来的妈妈断断续续的啜泣声，夹杂着爸爸低沉的安慰，让我几次想要起身去安慰她，但最终都没有付诸行动。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离别固然痛苦，但为了追求更好的人生，这种暂时的痛苦是完全值得承受的。
窗外的玉兰花又落了几朵，像是无声的叹息。03
2001年4月20日，我终于踏上了飞往悉尼的航班。机场大厅里人来人往，广播里的通知声此起彼伏。送别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泣不成声。
妈妈的眼睛红肿得像核桃，爸爸的肩膀也一直在微微颤抖。妈妈紧紧地抱住我，力道大得像是要把我揉进她的身体里，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玉娜，一定要记得经常给家里打电话，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一定要注意身体......天气凉了要加衣服，别总熬夜......”“妈妈，您别哭了，”我的肩膀被她的眼泪打湿，“我会经常和您联系的，等我安顿好了就接您过来玩。”
我当时也感到了一阵阵的难过，但更多的还是对未来全新生活的无限期待，像揣着颗即将绽放的种子。爸爸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掌比平时更用力，像是要把力量传递给我：
“孩子，你要永远记住，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永远都是你的港湾。”“我知道的，爸爸。”飞机缓缓升空的那一刻，我透过舷窗凝望着逐渐变小、变远的大地，城市像积木一样排列，河流像银色的丝带。
心中涌起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感，像打翻了的调料瓶。
但很快，这种情感就被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完全取代了。
空姐送来的橙汁很甜，阳光透过舷窗照在脸上，暖洋洋的。刚刚抵达悉尼的最初几个月，一切都新鲜而陌生。
我每个星期都会准时给家里打电话，用街边公用电话亭的IC卡，听着里面传来熟悉的乡音。“玉娜，你在那边一切都还好吗？”妈妈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带着点模糊的杂音。“挺好的，妈妈，这边的环境真的很棒，天空蓝得像画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站在电话亭里，看着街上金发碧眼的行人。“那边的食物你吃得惯吗？”“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中餐馆也有不少，我昨天还吃到了水煮鱼呢，就是有点贵。”“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吗？”“还在努力寻找中，应该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我攥着电话卡，指节有些发白。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给家里打电话的频率开始不断下降。
找工作的压力、适应新环境的疲惫、认识新朋友的新鲜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对家的思念。最开始是每周一次，后来变成了两周一次，再后来变成了一个月一次。
有时看到电话亭，想起要给家里打电话，却又被突如其来的工作面试或朋友邀约打断，转头就忘了。父母在电话里总是小心翼翼地询问我的各种情况，生怕说错了什么话让我感到不高兴，像在呵护易碎的玻璃。每次通话即将结束时，妈妈总是恋恋不舍地拖延着时间，像是要从电流里抓住我的声音。“玉娜，还有别的事情吗？”“没什么了，妈妈，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可能是要赶去面试，可能是要和新朋友聚餐。“那......那你早点休息，记得按时吃饭，记得多穿点衣服......”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像风中摇曳的烛火。“知道了，妈妈，我先挂了。”每当我准备挂断电话的时候，都能听到妈妈那边传来的深深的叹息声，一声接一声，像落在心上的雨点。
但当时的我固执地认为，这是她们必须学会适应的现实，我有属于自己的全新生活需要去经营和打拼。04在悉尼生活的第四年，我遇到了大卫。阳光透过咖啡馆的玻璃窗照在他金色的头发上，像撒了层碎金。大卫是澳大利亚本地人，在一家知名的金融公司担任高级分析师。
我们是在朋友组织的聚会上认识的，他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总是笑着叫我"莉莉"
——这是我在澳洲用的英文名。
我们很快就产生了强烈的相互吸引，他喜欢我讲的中国故事，我着迷于他描述的西方世界。“莉莉，你的家人现在怎么样？”有次我们在悉尼港看烟花，大卫突然问我，他的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他们都很好，在中国生活。”我轻描淡写地回答，目光追随着空中绽放的烟花。“你想念他们吗？”我犹豫了片刻，烟花的光芒在我脸上明明灭灭：“偶尔会想起他们。”事实上，那个时候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主动给家里打电话了。
上一次通话还是春节，妈妈在电话里哭着说想我，我却以要参加公司派对为由匆匆挂了电话。
工作越来越忙碌，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充满活力的新世界，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和大卫交往后，我更是很少想起遥远故乡的事情。
我们一起在周末去徒步，一起在夜晚看歌剧，一起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我的生活变得精彩纷呈，充满了浓郁的西方文化气息，生日时收到的礼物是大卫送的油画，圣诞夜会去教堂听唱诗班。2005年，大卫向我求婚了。
那是在一个夕阳染红海面的傍晚，他单膝跪在悉尼歌剧院附近的海边，手中捧着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海鸥在我们头顶盘旋。“莉莉，嫁给我吧。”他的蓝眼睛像悉尼的天空一样清澈。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童话故事中的公主一样幸福，周围的一切都像被镀上了金色的光芒。婚礼定在当年的11月举行。
我和大卫忙着筹备各种事宜，挑选婚纱时试了一件又一件，预订的酒店可以看到海景，制作的邀请函上印着我们相拥的照片。直到某一天，大卫突然问我：
“莉莉，你不打算邀请你的父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吗？”他正在核对宾客名单，笔尖停在"家人"那一栏。我愣住了。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忙着适应新身份，忙着规划未来，父母的面孔在记忆里似乎变得有些模糊。“他们......他们可能来不了。”
我支支吾吾地回答，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桌布。“为什么？是因为签证问题吗？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想办法，我认识移民局的人。”大卫非常真诚地说道，他的眼神里没有丝毫怀疑。“不是......他们......他们可能不太适应这边的环境和文化，而且年纪大了，经不起长途飞行。”我找着蹩脚的借口，不敢看他的眼睛。大卫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带着些许困惑，但没有再追问：“好吧，如果你确定的话。”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好的，我会的。”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给家里打电话。
婚礼前一天，妈妈倒是打来了电话，小心翼翼地问我最近好不好，我说一切都好，却没提婚礼的事。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天冷了，注意保暖”。婚礼如期举行，温馨浪漫，美轮美奂。教堂里摆满了白色的玫瑰，唱诗班的歌声空灵动听。
大卫的家人和朋友们都来参加了，他的父母拥抱我的时候，笑容温暖而真诚。
整个会场洋溢着欢声笑语，只有我的父母缺席了。当神父庄严地问我：“莉莉，你愿意和大卫结为夫妻吗？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都爱他、珍惜他，直到永远？”我坚定地回答：“我愿意。”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妈妈曾经满怀期待地说过的话。
那是我上高中时，看到邻居家姐姐出嫁，妈妈一边帮我梳辫子，一边笑着说：
“女儿是妈妈心中最珍贵的宝物，将来妈妈还要亲眼看着你穿上美丽的婚纱呢，一定比今天这个姐姐还漂亮。”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但我强忍着没有让它们流下来。
我告诉自己，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这是我全新的人生，过去的总要放下。
只是在交换戒指的瞬间，无名指上的冰凉让我莫名地想起了妈妈织的那条深蓝色围巾。
05
婚后的日子过得非常幸福美满。
大卫每天早上会准备好早餐，煎蛋的边缘总是带着恰到好处的焦香；
我们在悉尼北区买了套两居室公寓，阳台正对着一片草坪，乔治学爬的时候，常趴在地毯上追着阳光跑。2007年，我们的儿子乔治出生了。
护士把皱巴巴的小家伙抱到我怀里时，他攥着我的手指，力道却很足。
看着怀中这个小小的生命，柔软的胎发蹭着我的下巴，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想念起了远在故乡的父母——当年我也是这样被妈妈抱在怀里的吧。“大卫，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
那天晚上，乔治在婴儿床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对丈夫说道，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电话听筒。“当然，你早就应该这样做了。”
大卫正在给乔治换尿布，动作笨拙却认真，“家人永远是家人，这种血缘关系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我拿起电话，手指在数字键上停留了很长时间。
按键冰凉，像我这些年对家里的疏离。整整六年了，我已经六年没有主动联系过家里了。
当年记下的号码，不知道还能不能打通。电话响了三声才被接起，传来了妈妈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带着点刚睡醒的沙哑：“喂？”“妈......妈妈，是我，玉娜。”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像被风吹动的树叶。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钟，背景里传来“哐当”一声，像是打翻了什么东西，然后传来了妈妈激动而颤抖的声音：
“玉娜？真的是你吗？我的女儿？”“是我，妈妈。”我的眼泪瞬间如决堤的洪水般涌了出来，滴在乔治的小被子上，晕开一小片湿痕。“玉娜，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身体健康吗？工作顺利吗？”
妈妈连珠炮似的问着，声音里的急切像要从听筒里溢出来，“是不是受了很多苦？有没有人欺负你？”“我......我一切都很好，妈妈。”我吸了吸鼻子，努力让声音平稳些，“我已经结婚了，丈夫叫大卫，还有了一个儿子，叫乔治。”电话那头再次陷入了沉默，接着传来了妈妈抑制不住的哭泣声，一声比一声压抑：
“玉娜，你结婚了？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不告诉妈妈？妈妈连你的婚礼都没能参加......”我的心如刀绞，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妈妈，对不起，我......”“孩子，你不用说对不起。”妈妈打断我，声音带着哭腔却很温柔，“妈妈知道你在外面生活不容易，一个人打拼肯定受了不少委屈。能够成家立业，有了依靠，就是对妈妈最大的安慰。只要你过得幸福快乐，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妈妈，我很想念您和爸爸。”这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六年，说出来时带着浓重的鼻音。“我们也想念你，玉娜。”妈妈的声音哽咽着，“每天都在想，吃饭的时候想你有没有按时吃，天冷的时候想你有没有加衣服，每时每刻都在想。”我们母女俩在电话里哭了很长时间，直到乔治哼唧起来才稍稍平复。后来爸爸也接过了电话，他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明显苍老了许多，带着点喘气声。“玉娜，爸爸为你感到骄傲和高兴。”爸爸的语气很郑重，“你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爸爸，您的身体还好吗？”“还可以，就是年纪大了，有点轻微的高血压，每天都吃药，控制得还行，没什么大问题。”“妈妈的身体呢？”“你妈妈有些轻微的风湿，”爸爸的声音低了些，“下雨天的时候膝盖会有点不舒服，贴几片膏药就好了，也没什么严重的毛病。我们都挺好的，你在那边安心生活，不用为我们担心。”挂断电话后，我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乔治哭了很久，他的小手无意识地抓着我的衣领，像在安慰我。
大卫轻抚着我的背，温柔地安慰我：
“莉莉，你应该更早一些联系他们的。家人永远是家人，这种血缘关系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从那天开始，我重新开始定期给家里打电话。
但频率仍然不算高，大约一个月一次。
乔治慢慢长大，咿呀学语时，我会让他对着电话喊“外公外婆”，每次电话那头都会传来父母惊喜的笑声，像风铃一样清脆。每次通话，父母都会小心翼翼地询问我的生活情况，问乔治长多高了，会走了没有，从来不抱怨我这些年的疏远和冷漠。
他们总是说自己一切都好，让我不要为他们担心。“玉娜，你在那边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就行了，我们这边有退休金，够用，不用给我们寄钱。”“妈妈，等我找到合适的机会，一定会回来看您和爸爸的。”“好，妈妈会一直等着你回来。”妈妈的声音里充满了期待。然而，这个所谓的“合适机会”一等就是十几年之久。06
时光荏苒，转眼间就到了2009年。
乔治已经上了幼儿园，每天背着小书包去学校，回来会给我讲幼儿园的趣事。
这些年里，我和大卫又有了一个女儿安妮，她像个小天使，眼睛圆圆的，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稳定，也越来越繁忙。
孩子们需要上学，大卫的工作经常加班，我在一家中文学校教汉语，周末还要陪乔治练足球、送安妮学钢琴......
我总是觉得时间严重不够用，像被上了发条的钟。给家里打电话的频率又开始逐渐降低。
有时候忙得忘了，直到看到日历上圈出的“给家里打电话”的标记，才想起已经两个月没联系了。2019年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批改学生的作业，手机突然响了，屏幕上显示着一串陌生的中国号码。“请问您是李玉娜女士吗？”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的男声，带着点严肃。“是的，请问您是哪位？”“我是您父亲的主治医生，在市第一医院心内科。”
对方的声音很正式，“您父亲因为急性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医院急救，现在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了，但他一直在念叨您的名字，说想见您。”我感到天旋地转，手里的红笔“啪嗒”掉在作业本上，晕开一小片红痕：
“什么？我爸爸出了什么事？严重吗？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毕竟年纪大了，70多了，恢复过程可能会比较缓慢。”医生顿了顿，“您什么时候能回来看看他？老人年纪大了，身边还是需要亲人的。”我慌忙看了看桌上的日历，下个月乔治要参加全州的数学竞赛，安妮的钢琴演奏会也即将举行，我还答应了学校要带学生参加中文朗诵比赛......“医生，我......我现在确实抽不开身，”我的声音发颤，“您能帮我转告我爸爸，让他安心养病，配合治疗，我会想办法尽快回去的。”挂断电话后，我立即给家里打了过去，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妈妈，爸爸的情况怎么样了？”“医生说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你不用太担心。”
妈妈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疲惫，带着浓重的鼻音，像是刚哭过。“妈妈，这么重要的事情您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们不想让你担心，”妈妈叹了口气，“你在外面生活已经很不容易，又要照顾两个孩子，我们不想给你添麻烦......”“妈妈，我马上订机票回去。”我一边说一边打开电脑，手指在键盘上发抖。“玉娜，你真的不用回来，真的。”
妈妈急忙说，“你爸爸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我请了个护工，照顾得很好。而且你回来一趟这么麻烦，机票贵，还要倒时差，孩子们也要上学......”最终，我还是没有回去。
我给家里汇了一大笔钱，比平时多了三倍，备注写着“用于爸爸治疗和请护工”。
电话里，爸爸用虚弱的声音对我说：“玉娜，爸爸已经好多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庭，别惦记我。”“爸爸，等您完全恢复健康了，我一定会回去看您的。”“好，爸爸等着你回来。”爸爸的声音很轻，像怕耗尽力气。但是，这个“一定”再一次变成了遥遥无期的承诺。07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整个世界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混乱之中。
我和大卫都改为在家办公，孩子们也只能在家上网课，客厅的白板上写满了每个人的日程表。每天看着新闻里不断攀升的感染和死亡数字，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恐惧。
尤其是看到中国疫情的相关报道，武汉封城的消息传来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年迈的父母。我赶紧给家里打电话，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的心才稍稍放下。“妈妈，您和爸爸身体都还好吗？有没有被感染？小区封控了吗？”“我们都很好，玉娜。”妈妈的声音很平静，
“我们严格遵守防疫要求，基本不出门，家里储备了很多物资，菜都是社区送上门的，在家里很安全。”“妈妈，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爸爸，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回来勤洗手，家里多通风......”
我像当年妈妈叮嘱我一样，絮絮叨叨说了很多。“我们知道的，玉娜。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澳洲好像也挺严重的。”“我们也在家隔离，情况还算稳定，大卫公司发了口罩和消毒液，孩子们也适应了上网课。”“那就好，你要照顾好大卫和孩子们，别让他们出门乱跑。”疫情期间，我和家里的联系确实变得频繁了一些。
每次看到相关新闻，我都会忍不住担心父母的安全，隔三差五就打个电话，问问他们的饮食起居，有没有按时吃药。但是由于严格的边境管制和各种限制措施——隔离14天，高昂的机票，孩子们上学需要申请特殊许可——即使我想回国探望也是不可能的。“妈妈，等疫情彻底结束了，边境开放了，我一定要回去看您和爸爸。”“好，妈妈和爸爸都等着你回来。”
这句话，我们已经重复了无数次，像一句没有尽头的咒语。2022年底，疫情的阴霾终于开始逐渐散去，国际旅行的限制也慢慢放宽，但手续依然繁琐，机票价格高得离谱。那段时间，妈妈开始频繁地在电话里催促我回国：“玉娜，你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了，”她的声音带着点恳求，“我和你爸爸都老了，真的不知道还能再等多久......”“妈妈，您别这样说，您和爸爸身体都还很硬朗，肯定能等到我回去的。”“玉娜，妈妈特别想见见外孙和外孙女，想看看他们长什么样子，想听听他们叫我外婆......”
妈妈的声音哽咽着，“我还想给他们织件毛衣，不知道还有没有力气......”每次听到妈妈这样说，我的心都会被深深地刺痛，像被针扎一样。
但是，我总是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脱：“妈妈，现在回国还是需要很多复杂的手续，签证要重新申请，还要预约核酸检测......”“那等手续简化了，你就回来好吗？”“好的，妈妈，我会的。”然而，我心里很清楚，即使所有的手续都简化了，我也未必真的会回去。
二十多年的时间，我已经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了澳洲的土地上，孩子、工作、生活圈都在这里。
回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件既遥远又陌生的事情，像看一部老电影。08
2023年初，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出入境变得相对容易了一些。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电话。“玉娜，是我，你的大学室友张敏。”电话那头的声音既熟悉又陌生。“张敏？真的是你吗？”我很惊讶，我们已经快二十年没联系了，“你怎么找到我的电话的？”“我托了好多同学才问到的。”张敏笑了笑，然后语气变得沉重，“玉娜，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要告诉你......”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什么消息？”“你妈妈......你妈妈上个月在家里不小心摔倒了，现在还在医院里。”“什么？！”我几乎是尖叫出声，手里的杯子差点掉在地上。“医生说是髋骨骨折，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现在已经做完手术了，但恢复得比较慢。
你爸爸年纪大了，一个人照顾实在是力不从心，我有时候会过去帮帮忙，但毕竟不是亲人......”“我马上就回去！”我脱口而出。“玉娜，你真的要回来吗？”张敏听起来有些意外，“我还以为你......”“当然，我立刻就订机票。”挂断电话后，我马上上网搜索航班信息，悉尼到上海的机票价格比平时贵了不少，而且需要转机。但是，当我看到乔治的高中入学通知书和安妮的芭蕾舞比赛日程时，又开始犹豫了。大卫走过来问我：“莉莉，发生什么事了？”“我妈妈摔伤了，需要做手术，现在在医院。”“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她吧。”大卫很支持，“孩子们我可以照顾，乔治的入学手续我来办，安妮的比赛我陪她去。”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回去。
我给家里汇了一大笔钱，比上次更多，让他们请最好的护工来照顾妈妈，请个钟点工帮忙做家务。电话里，妈妈用虚弱的声音对我说：
“玉娜，妈妈已经好多了，能自己拄着拐杖走几步了，你不用特地回来。”“妈妈，对不起，我现在真的脱不开身......”“妈妈理解的，你在外面有你的生活，有你的责任，孩子们也离不开你。”
妈妈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敲在我心上。挂断电话后，我坐在沙发上痛哭流涕。大卫坐在我身边，轻轻地拍着我的背说：
“莉莉，你妈妈会理解你的。”但是，我深深地知道，有些东西一旦错过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就像墙上的日历，撕过的页再也回不去了。09
2023年8月，乔治即将进入高中，我们决定送他去墨尔本的一所著名私立学校，那里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很有名。“妈妈，我们趁这个机会去旅行吧。”
安妮兴奋地抱着地球仪，指着中国的位置，“暑假这么长呢。”“去哪里旅行？”我问道，一边叠着乔治的校服。“我想去中国看看，”安妮的眼睛亮晶晶的，“书上说那里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有长城，有兵马俑，还有熊猫。”我愣住了。中国，我的祖国，我的故乡，我已经二十二年没有踏足过那片土地了。
那里的街道、空气、甚至阳光，对我来说都已经模糊了。“为什么想去中国？”“我想看看妈妈的故乡，想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安妮认真地说，“而且，我们还可以去看看外公外婆啊，我还没见过他们呢。”大卫也非常赞同这个想法：“莉莉，这确实是个很好的机会。
孩子们也该了解一下你的故乡，你也应该回去看看你的父母了，他们年纪大了，见一面少一面。”我的心情异常复杂。
一方面，我确实非常想念父母，想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想尝尝妈妈做的红烧肉；另一方面，我又害怕面对他们。
二十二年了，我该如何解释自己的长期缺席？我该如何面对他们可能的失望和指责？我甚至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些什么。经过了一番激烈的内心斗争，我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计划。
但是，我并没有提前告诉父母我要回国的消息。
我想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同时也想亲眼看看他们现在的真实生活状况
——他们的房子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老旧，爸爸的高血压有没有好转，妈妈的风湿是不是还经常犯。10月份，我和大卫、安妮踏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
乔治因为要参加学校的预备课程，没能一起去，他对此很失望，反复叮嘱我要多拍些外公外婆的照片。飞机缓缓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的那一刻，透过舷窗看到停机坪上熟悉的中文标识，我的心情无比复杂。
这是我的祖国，我的故乡，但对现在的我来说，它又是如此的陌生和遥远。我们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参观了外滩、豫园、东方明珠等著名景点。
安妮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无比，指着豫园的龙墙不停地问东问西；
大卫也被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深深震撼，在博物馆里对着青铜器看了很久。“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外公外婆？”
安妮不止一次地问我，她已经把准备好的画——一幅画着四口之家的画——放在了背包里。“再过几天吧。”我总是这样回答。事实上，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他们。
我害怕看到他们眼中的失望和指责，害怕面对这二十二年来积累的巨大愧疚。10
在上海的第六天晚上，我们去了浦东新区的一家西餐厅用餐。
餐厅在一栋高档写字楼的顶楼，落地窗外是璀璨的夜景，黄浦江的灯光像一条金色的带子。
安妮想要体验一下中国的西餐文化，说想看看和澳洲的西餐有什么不同。就在我们享用晚餐的时候，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我正在和大卫、安妮聊天，讲着我小时候在上海的趣事，无意中向餐厅的另一个角落看了一眼。那一瞬间，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那是我的父母！但是，让我震惊的不仅仅是这场完全意外的重逢，更是我亲眼看到的那一幕——两位老人正在优雅地享用着一顿明显价格不菲的晚餐，桌上摆放着一瓶看起来就很贵的红酒。
两个高脚杯里盛着深红色的酒液，旁边是精致的前菜、主菜和甜点，餐盘是白色的骨瓷，看起来很高级。爸爸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剪裁得体，领口系着一条深蓝色的领带，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完全不像我印象中那个总是穿中山装、头发花白的老人。
妈妈穿着一件米色的连衣裙，戴着一条看起来价值不菲的珍珠项链，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她正用刀叉切着盘中的牛排，动作从容优雅。他们的举止优雅，谈吐从容，时不时相视一笑，碰一下酒杯，完全不像是我记忆中那两个节俭朴素、总是担心钱不够花的老人。
我呆呆地凝视着他们，大脑一片混乱。
我的父母，那两个我记忆中生活困顿、省吃俭用、身体不佳的老人，怎么会出现在上海这样的高档餐厅里？怎么会消费得起这样昂贵的晚餐？更让我困惑的是，爸爸的身体看起来非常健康，脸色红润，说话时声音洪亮，完全没有心脏病人的虚弱模样。
妈妈的行动也很灵活，拿起酒杯时手很稳，哪里有什么风湿病、髋骨骨折的迹象？我突然想起了这些年来父母在电话里反复说过的话：“我们身体都有些小毛病，但不严重，你不用担心......”“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般，退休金够用，你不用往家里寄钱......”“我们过得很简单，平时就看看电视、散散步，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但是眼前的这一切，彻底颠覆了我对父母这二十二年来的所有认知和判断。
那些我以为的“困难”，那些我用来安慰自己“以后再弥补”的理由，突然变得像个笑话。我颤抖着想要站起身来，想要走过去和他们相认，但双腿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更加让我震惊不已的一幕......
11
那个穿黑色西装的年轻男人刚离开，妈妈就从随身的手包里拿出一个相框，轻轻放在桌上。
相框不大，边缘有些磨损，显然被摩挲过无数次。
爸爸伸过手，指尖在相框上轻轻划着，动作温柔得像在触碰易碎的珍宝。我的心跳得更快了，借着餐厅柔和的灯光眯起眼睛——相框里的人是我。
是我二十岁生日那天拍的照片，扎着马尾，穿着白色连衣裙，站在老家的玉兰树下笑得一脸灿烂。“他们一直带着你的照片。”
大卫在我耳边轻声说，他的手覆在我冰凉的手背上，“莉莉，别害怕。”安妮拉了拉我的衣角，仰着小脸问：“妈妈，那是外公外婆吗？他们在看什么呀？”就在这时，妈妈拿起相框，用指腹擦了擦上面的灰尘，轻声说：
“不知道娜娜现在过得好不好，孩子们长什么样了。”
爸爸握住她的手，叹了口气：“肯定很好，你看她选的人靠谱，孩子也懂事，咱们别瞎操心。”我的眼泪突然涌了上来，再也忍不住，推开椅子朝他们走去。
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在安静的餐厅里格外清晰，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的心上。爸妈同时抬起头，看到我的瞬间，两人都愣住了。
妈妈手里的相框“啪嗒”掉在桌上，红酒杯里的酒晃出了几滴，在白色的桌布上晕开小小的红痕。“娜娜？”妈妈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她扶着桌子站起来，踉跄了一下，爸爸赶紧扶住她。“爸，妈。”我哽咽着喊出这两个字，眼泪模糊了视线，“是我，我回来了。”安妮和大卫也跟了过来，安妮怯生生地看着他们：
“您是外公外婆吗？我是安妮。”爸爸的嘴唇动了动，眼圈瞬间红了，他想说什么，却被妈妈抢先一步。
妈妈走上前，颤抖着伸出手，指尖快要碰到我的脸颊时又缩了回去，像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你怎么回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想给你们一个惊喜。”我吸了吸鼻子，视线落在桌上的相框上，“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爸爸这才缓过神，拉着我们坐下，又让服务员加了套餐具。他的手背上有几道浅浅的老年斑，但握起来依旧有力，和我记忆中一样温暖。“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我终于问出了那个盘旋在心头的问题，“您的心脏……妈妈的腿……”妈妈拿起纸巾擦了擦眼角，笑了笑：“都是骗你的。”“骗我？”“你刚出国那几年，总说工作忙，我们知道你不容易。”
爸爸接过话，声音沉稳了许多，
“有次你打电话说想寄钱回来，说怕我们钱不够用，我就和你妈商量，不如说我身体不好，让你别总惦记家里。”妈妈点点头，指尖划过桌上的红酒杯：
“后来你结婚、生小孩，我们更不敢说实话了。
你在那边要照顾两个孩子，还要工作，我们要是说自己过得好，怕你觉得‘家里不用我管’，更不回来了；要是说过得不好，又怕你分心。
想来想去，不如说点小毛病，让你心里记挂着，又不用真的担心。”我愣住了，想起2019年爸爸“急性心脏病”发作，妈妈在电话里哭着说“你爸想你”；
想起2023年妈妈“髋骨骨折”，说“恢复得慢，不用回来”
——原来那些让我愧疚又无奈的“困难”，全是他们精心编织的谎言。“那您的高血压？妈妈的风湿？”“高血压是真的，但不严重，每天吃一片药就好。”
爸爸笑了，“你妈哪有什么风湿，她广场舞跳得比年轻人还好，上次社区比赛还拿了奖。”妈妈拍了爸爸一下，嗔怪道：“就你多嘴。”
然后转向我，眼神里满是温柔，“我们退休后，单位分了套大点的房子，我和你爸退休金不少，够用了。
你寄来的钱，我们都给你存着呢，想着等你回来给孩子们当学费。”安妮突然指着妈妈的珍珠项链：“外婆，这个项链好漂亮。”妈妈摸了摸项链，眼里闪着光：
“这是你外公送我的金婚礼物，他说当年结婚时没条件买好的，现在补上。”我看着他们相视而笑的样子，突然想起出发前安妮说“想去中国看外公外婆”，想起大卫说“你该回去看看他们”。
想起自己二十二年里无数次“等有空再回”的借口——原来不是他们需要我照顾，而是我一直用“他们需要我”来掩饰自己的怯懦。“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我的声音哽咽，
“你们知道我有多愧疚吗？我总觉得自己对不起你们，连你们生病都不能回来……”“傻孩子。”妈妈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心暖暖的，
“我们从来没怪过你。你出国是为了追求梦想，结婚生子是为了幸福，这都是好事。做父母的，不就是盼着孩子过得好吗？”爸爸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相册，翻开第一页，是我小时候的百日照：
“你看，我们没少想你。每年你生日，我们都去你小时候住的老房子看看，拍点照片存着，想着等你回来给你看。”相册里贴满了照片：
老房子门口的玉兰花每年开了又谢，爸妈在我毕业的大学校门口合影，甚至还有我发在朋友圈的乔治和安妮的照片
——原来他们早就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偷偷关注着我的生活。“那刚才那个穿西装的叔叔是谁？”安妮又问。“是我以前单位的下属，现在开了家公司，请我去当顾问，帮着看看合同。”
爸爸解释道，“今晚约在这儿谈事，顺便和你妈庆祝一下，没想到这么巧。”餐厅里的钢琴曲缓缓流淌，窗外的黄浦江灯火璀璨。
我看着眼前的父母，他们眼角有了皱纹，头发也白了些，但精神很好，眼里的光和二十二年一样明亮。“对不起。”我低下头，眼泪滴在桌布上，“我应该早点回来的。”“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爸拍着我的背，像小时候我受委屈时那样，“别说对不起，你过得好，我们就安心了。”大卫举起酒杯：“爸，妈，以后我们常回来，或者你们去悉尼住一段时间，让莉莉好好照顾你们。”“好啊。”妈妈笑得眼睛眯成了缝，“我早就想去看看外国的月亮是不是真的比中国圆。”安妮突然从包里拿出那幅画，递过去：
“外公外婆，这是我画的，我们一家人。”画上有两个黄头发的小孩，一个高个子的外国男人，还有一个扎马尾的女人，旁边是两个老人——正是我们现在的样子。
爸妈接过画，小心翼翼地抚平边角，爸爸的眼泪掉在画上，晕开一小片水彩。晚餐结束时，爸爸坚持要买单，说“在自己的地盘，哪能让女儿花钱”。
走出餐厅，晚风带着黄浦江的潮气吹来，妈妈挽着我的胳膊，像小时候带我逛街那样，一步一步慢慢走。“娜娜，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总说要带我们去大城市住，说要让我们吃西餐。”“记得。”我鼻子发酸，“没想到现在是你们请我吃。”“都一样，只要一家人在一起。”路过一家便利店，爸爸进去买了四支老冰棍，递给我们：“尝尝，还是你小时候的味道。”冰棍的凉意漫过舌尖，甜丝丝的，和二十二年的记忆一模一样。
安妮和大卫吃得很开心，爸爸看着他们，突然对妈妈说：
“你看，咱们的外孙外孙女多好。”妈妈点点头，眼里闪着泪光：“是啊，都好。”回到酒店时，大卫给乔治打了视频电话，让他和外公外婆说话。
乔治在电话里喊“外公外婆”，爸爸激动得手都抖了，一个劲说“好，好，等你放假来中国，外公带你去钓鱼”。挂了电话，我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
大卫走过来，从身后抱住我：“现在感觉好点了吗？”“嗯。”我吸了吸鼻子，“我以前总以为自己是被生活困住，没时间回去，其实是我自己不敢面对。他们那么理解我，我却总找借口。”“但你现在回来了，不是吗？”大卫吻了吻我的额头，“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弥补。”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陪爸妈回了老家。
老房子还在，门口的玉兰树长得更高了，妈妈说每年开花时，她都会摘几朵放在我的旧房间里。
她打开我的衣柜，里面整齐地放着我高中时的校服、大学时的牛仔裤，甚至还有那条她亲手织的深蓝色围巾。“我总想着，说不定哪天你就回来了，这些衣服还能穿。”我摸着围巾上的麻花花纹，突然明白：
所谓故乡，从来不是一片土地，而是有人在那里，用二十年的等待，为你保留着所有的记忆。
所谓父母，就是明明自己过得很好，却甘愿扮演“弱者”，只为让你在远方能安心生活。离开中国那天，爸妈去机场送我们。
安检口前，妈妈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
“别总想着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有空就视频，不用特地回来。”我知道，这一次，她是真心的。飞机起飞时，安妮指着窗外：“妈妈，你看，中国的云好白啊。”我望着越来越小的城市，心里不再是过去的愧疚和不安，而是满满的温暖。
我拿出手机，给爸妈发了条微信：
“爸，妈，等乔治放暑假，我们就回来住两个月，带你们去跳广场舞，去看大卫钓鱼。”很快收到回复，是爸爸发来的语音，带着笑：“好啊，我们等着。”
后面跟着妈妈发来的一个跳舞的表情包。阳光透过舷窗照进来，暖洋洋的。
我知道，有些错过的时光或许永远补不回来，但只要心里装着彼此，距离从来不是问题。
就像爸妈说的，只要一家人好好的，在哪都是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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